命理学和算命术，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，深入人心。作为俗文化的一种，它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一一其中主要是易学文化一一的精髓,并作了深入浅出的解释和多方面的发挥、发展,从而使其扎根于汉民族的心灵深处。算命术是命理学家对传统文化、命理、民众心理综合运用而形成的一种术数方法。一个中国人在他刚刚懂事的时候，他的父辈就会告诉他关于命运的知识,并且神情严肃地说他的一生将由命运主宰。这个人因此获知算命术可以预知自己前程的吉凶。于是,算命术就这样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。并传承下去。而且由于人们思维的精密和推算经验的日益丰富,算命术逐渐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系统，这个系统在日后又越来越复杂，以致于只有那职业算命家才能掌握。由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非常关心自己的命运，加上占主导地位的天命意识的熏陶，人们认定人一生的富贵贫贱、吉凶祸福,以及生死寿天，穷通得失,乃至科场中举、经商营利等,无一不取决于冥冥之中的非人类自身所能把握的力量,这种就是命运。

由于算命术被认为能预示一个人的命运，而且还可以帮助人趋吉避凶,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相信算命术的人就越来越多了，自古以来,上自帝王将相，下自贩夫走卒,无不趋之若鹜。那些职业算命家有如传教士一样，在到处散布关于命运的思想，因此作为一种意识形态，在中国古代似乎还没有哪一种思想能象算命术那样普及和深入人心。但与此相反，自古以来也有不少明达之士对算命本提出了质疑、批判,甚至全面的否定。一个人如果连命运都不承认,那么就不要奢望他去相信算命术。墨子似乎就反对信奉命运。墨子说:“王公大人，蒉若(意即假如)信有命而致行之，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,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，农夫失必怠乎耕稼树艺矣，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维矣”(《墨子。非命》)。意思是如果天下的人都相信成败得失

完全取决于运命,那么个人可以不必去勤奋努力，只须静候吉福降临了;王公贵族必然会倦怠治理政务,农夫、妇女必然得不耕种、织布,结果就会导致“天下必乱矣”。大诗人屈原也在《天问》中疑惑地间:“天命反侧,何罚何佑?”意即命运之神如此颠三倒四没个准头，又怎么能够惩罚邪恶、护佑良善呢?至于唐代吕才、宋代费衮、清代袁枚等人皆能洞悉其谬;近代学者算命术的分析批判就更加全面而激烈了。我国大陆解放以来,算命被定为封建迷信，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，以及科学人生观的教育下,对算命的迷信色彩有了逐步的认识，觉悟提高后，对算命这一套也就持批判的态度了,靠算命混饭吃的人也曾消失过一阵子。但就总的情况来说，时至今日仍然相信命运的群众不在少数,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,由于商品意识的增强，人们祈求富贵，趋吉避凶的愿望更加强烈，求下问卦,风水算命也就因此由冷落而再度盛行起来了。

算命术为什么在芸芸众生的心灵中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?从前，由于生产力落后，人们面对诸多的困难和前景的不可捉摸，固然会相信命运的存在，但到今天经济高度发达的日本、台湾、香港相信箕命术的人却有增无减，这是为什么呢?难道真的有命运吗?

我们认为,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不可能是黑白分明的精华和糟粕，一般的情况都是二者混合杂糅一而二,二而一,只不过所占的比例不同罢了。这应该是我们审视文化遗产的基本观点。如果中国的算命术尽是糟粕，全是胡说八道，那么它就不可能在民间长盛不衰;如果说中国的算命术是一门科学，是未来预测学,但许多问题它无法预言或预测并不准确，这又如何解释呢?当然,就像今天的科学无法对气功作出合理的解释一样，命运,算命术之中还有我们目前无法把握的规律或必然性。算命术是否含有我们今天能够认识和总结的“合理内核”呢?答案是肯定的。算命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也可以叫做命理文化,在中国文化史中占有一席之地。诚然它既有秉承传统文化精粹的一面，又有迷信的色彩，因此研究命理就可以逐步揭开长期以来覆盖在算命术上的神秘面纱，披沙拣金，算命术的合理性就会呈现出来。此外,算命术还是中国民俗和社会心态的最充分的反映。算命家首先掌握的应是攻心术，只有侦破人们的心理祈求，才能在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的推演中把人们导向一个理想的彼岸，只有这样算命术才有市场，职业算命家的饭碗才可以永保无虞。例如中国人一向有强烈的“当官”意识，“学而优则仕”一向是读书人的人生追求，也是古代中国人的共同心理。一般百姓升官无门，但黄梁美梦世代延续,回味无穷。有官则贵,这种

“官本位”的强烈意识反映在命理中就是贵为第一好命。世人祈求的最高愿望,就是这种贵显通达的好命。中国古代社会升官就会发财,对财的追求仅次于官,有时求财是求官不得而无奈为之，等到家财丰盈，也常常要拿些钱出来捐个什么官儿,因此虽然有财是第二好命,但官运享通、财源广进实际上是合在一起成为一生的最高追求。试想有官而无财,能是第一好命吗?

算命术有这样丰富的内容，因此有必要对它进行细致深入的探讨与研究,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,中国民俗风情的改良等,将大有裨益。